这些天雾霾笼罩了半个左右的中国，人们谈霾色变，迫切渴望政府拿出强有力的治理手段。但就在雾霾治理的关键阶段，我们竟然还不能确定雾霾的主要成因是什么，源头在哪，怎么找核心对策，等等。

现在，有一些看似常识性的问题，但不一定能找到普遍接受的答案。比如，雾霾出现是气候成因居多，还是环境问题居多？雾霾的主要源头是汽车尾气、油烟还是煤炭燃烧，或者各占比例多大？雾霾对人体的危害多大，是否可逆？专业领域可能已有答案，但社会层面仍然争议、分歧多多，探讨雾霾对策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尽管雾霾“到处抢占了头条”，但非常尴尬的是，雾霾治理的前提性工作都不充分，现在连责任归属都变得一团模糊，社会充满全民抗霾的亢奋与混乱气氛。

治理雾霾，首先要认识雾霾，了解雾霾，进而分配责任。遗憾的是，我们对雾霾的认识过程，首先就并不顺利，至少，当初接受与吸纳PM2.5的概念就经历了一段曲折过程。公众舆论中，有关部门、专家出来分析雾霾成因，隐含的主线就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问题来了。很多治理建议配套出来，稍作归纳一下可发现，大多是些呼吁公众改变日常生活习惯的陈词滥调。最近又有媒体评论说，“中国人需要向雾霾一起端起刺刀”，莫鼓吹政府与民间的治霾对立，好像敦促政府加快治理是制造对立，甚至民间与政府是同等的责任主体。当前的雾霾应对中，弥漫着一股浓厚的说教味、道德味，少见理性、专业性精神。

大面积的环境污染，譬如空气污染，的确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现象，更并非中国独有。但立足现代化进程而谈论空气质量，就当以现代化治理的思维出发，而现代化的一个精髓就是理性精神。治理雾霾的手段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但根本的出发点，是要讲专业性、科学性。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把雾霾看作一个科学问题，其次看作一个责任问题。雾霾主要源头在哪，危害在哪，空气指数的层面可否相应建立一套治理考核机制，等等，都要从科学的角度弄清楚，然后据此配备相应的责任机制。

很多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环境并非破坏了就无法复原，而对环境的复原通常是科学的办法，并非等待自然界去自我恢复。已经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而且，“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是我们国家的庄严承诺，没有道理继续把雾霾仅仅当做现代生活习惯问题、道德问题对待。希望看到蓝天、绿水，这既不是现代人田园牧歌式的乡愁，也没到需要全民自我检讨的时候，能不能治理，能治理到哪种程度，主要责任在谁，必须要有明确的答案。

我们国家的确还处于现代化中期阶段，污染问题远没达到可以彻底避免的时候，而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社会形态也不足以自然而然的维护美好的生态，惟其如此，集政府能量实实在在地进行环境治理，突出政府的首要责任，反而更显得重要。动辄以全民动员、道德鼓张的方式，试图去解决一个充满复杂性的空气问题，毫无疑问，这很容易成为推卸治理责任的手段，必须警惕和避免。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政府主导，找准雾霾成因，确定责任链条，拿出实际行动，追求看得见的实际成效。

□ 本报评论员 肖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