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10月开始，郑州各个社区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2‰。这意味着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完不成会面临上级的督导。（10月9日《南方都市报》）

经济增长有指标，计划生育有指标，交警罚款有指标，现在居然连精神病都有指标，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了。也许当地卫生局会说，摊派精神病指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尽可能让重性精神病人及时得到救助，但问题是，发现精神病群体并不等于这个群体就会得到有效救助；如果仅仅是为了完成所谓筛查率而不好好从人道、管理、技术等层面救助精神病群体，纵使超额完成精神病指标又能如何呢？这也难怪不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时常遇到这样的尴尬：有的家属每次都问我们，登记了能有啥救助？

特别地，不求实际地强制摊派精神病指标可能于无形中制造“被精神病”现象。要知道，对部分社区来说，重性精神病指标已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语境下，个别社区基层医护人员会不会为了完成上级所摊派的任务而没精神病的“弄”成有精神病的呢（包括不是重性精神病者被认为认定为重性精神病人）？如果说存在这种可能，摊派精神病指标岂不是成了制造“冤情”的始作俑者？——以往在一些地方，被精神病现象可用于息访，如今若这种指标大行其道，被精神病在息访的同时还可以顺便登记起来上提高本地的筛查率，可谓一箭双雕了！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精神病指标鲜见，但它依然不过是行政部门乱摊派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得不说，长期以来，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以各种借口，用红头文件的形式向下级向企业向公民摊派。摊派明目繁多、任务之重，使人叫苦不迭，深恶痛绝，但往往又因迫于权力盛气而敢怒不敢言。君不见，广东东莞一派出所曾要求每个派出所年内要打掉1至2个涉黑恶势力团伙，每月要上报1至2条涉黑线索；南京一处居委会要求前来盖章办证的民众先买50元福利彩票；广州市白云区一村委会向辖区内企业下发献血通知，每缺一人罚款200元……类似打黑指标、献血指标、购彩指标，何尝不是与精神病指标一样怪诞呢？常识是，重性精神病不是一种常见现象，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岂能一刀切地非得从1000人中找2个以上的精神病？在笔者看来，盲目出台背离实际的精神病指标，如此拍脑袋式决策，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病”，而且这种“精神病”的病因并不难找到，要么因为权力傲慢、闭目塞听而乱决策，要么因为久居高位、不解实情而想当然。

在笔者看来，遏制乱摊派这种“精神病”，一方面就是加大社会对摊派的监督力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及时将非正常的摊派行为予以曝光，纪检监察部门则要强化对有关部门摊派行为的行政监督，一旦发现乱摊派行为，按照其性质和影响给相关责任人党纪政纪处罚；另一方面，还须企业、单位和个人不断强化反摊派的自我保护意识，敢于抵制各种乱摊派的行为。对于强行摊派的行为应该及时举报、投诉，必要时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此多方夹击，乱摊派行为的市场空间必将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