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清晨，武汉市武昌区大东门公交车站发生令人唏嘘一幕：一名农民工因随地乱扔烟头，被市容监督员捉现行。捡起烟头后，执法人员仍要秉公执法，情急之下，该农民工双膝下跪求情。该场景被一名网友拍照，事后上传至微博，一时引起波澜。当晚，武昌区城管局紧急介入调查，称执法本身并无问题。（8月26日《北京晨报》）

乱扔烟头、垃圾作为一种陋习，应该说，无论走到哪里都遭人诟病。然而，武汉市容监督员的这趟“执法”却因被罚者的农民工身份，以及其当街那一跪遭遇了不少“求情”阻力，而女监督员那句冷冰冰的“就让他跪”更是激起了公众的普遍反感，使得一起正常的执法事件，变成了舆论抨击公权力“傲慢与偏见”的“靶子”。这种“傲慢PK激愤”的情绪对抗，对于推进城市文明显然是不利的。

为此，城市的管理者有必要思考，面对急速的城市化进程、汹涌而来的新居民，究竟该以怎样的方式补齐农民工等群体的“素质短板”？毕竟，城市化的要旨不仅是土地的城市化，更在于人的城市化，而人的城市化归根到底是人素质的城市化。事实上，如今一些发达地区新老居民间之所以存在冲突，一方面固然是地域歧视在作祟，但另一方面，双方素质的“位差”、“文明的冲突”也是重要诱因之一。

提高城市的文明水平，惩罚机制显然是不可或缺的。曾几何时，新加坡、香港等发达都会对随地吐痰、乱扔纸屑的重罚，不曾被国人赞为“有效的管理手段”吗，为什么武汉对不文明行为罚款50元却遭人非议？当年新加坡等地可没因中国人穷而“法外开恩”， 为何如今“农民工”却可以成为一些人逃避处罚的“护身符”？更何况，这种对“弱者”的同情，其实还会加重另一弱势群体——清洁工的负担。

事实上，“有效的管理手段”之所以被农民工的下跪“消解”，一者与国人尚未培养起对法律权威的尊重有关。经常听到有人说“法不外乎人情”，问题是，如果法律每次都在人情面前“拐弯”， 那么法律的威信与作用又在哪里？二者，在于相关法律制定欠缺透明，执行过程缺乏人性化。试问：处罚规定的创制、金额的确定有无征求公众意见？规定出台后可曾明确公示，及时告知公众知晓？面对不知情的“违法者”，执法人员为何不能更人性、更温情一点，而是恃“法”而骄，一口一个“就让他跪”？三者，包括武汉在内的一些城市“创新性”的将执法权“外包”给私人，搞什么二八分成的做法也使得执法的公正性饱受质疑。

由此而言，提高城市文明水准尚需公众与执法者共同“给力”。前者应摒弃动辄下跪的“跪族”作风和“自我弱势化”心态，后者需改变居高临下的执法态度，学会以更赋人性化、平等的方式与被处罚者沟通。一言以蔽之，文明城市既不要“跪族”也鄙视冷漠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