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英好赌，其赌博史与他的当官史同行。他还是小公务员时，就赌，不过还只是小赌小闹；当了公安局长，升级为专业赌徒；当他执掌资产数百亿的首都机场时，他的赌瘾更水涨船高。1998年7月至2001年6月，他先后14次到澳门赌场赌博，共输掉3300余万港币。还曾去公海的赌船上赌过。（见09年4月17日《报刊文摘》周末版）

　　匪夷所思的是，李培英这个惯赌，一边赌，竟一边节节高升。在其当公安局长（何地的公安局长，笔者所看到的上述材料不曾提及）时，已经“升级为专业赌徒”了，竟一路高升到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好像其赌徒生涯，对其在官场上的青云直上毫无影响。现在常说一些官员是“带病提拔”，李培英就是最准确意义上的带病提拔。

　　为什么竟会这样呢？知道其有病，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将其提拔，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这种带病提拔，在其败露受到追究时，一定会“拔出萝卜带出泥”，带出那对其提拔者来。但是，更多的被带病提拔者，我想主要恐怕是没有发现其有病，才将其当健康者提拔起来。我宁肯相信李培英就属这种情况。

　　这就要进一步问：李培英在当公安局长时，已经“升级为专业赌徒”了，而他在此位的时间也不会是一天两天，掌握干部提拔的部门及其官员何以竟发现不了他的病，还提拔他节节高升？他在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从1998年7月到2001年6月，有三年时间，先后14次去澳门赌博，先后输掉3300万港币。怎么在其第一年、第二年都发现不了，而到第三年才发现？怎么一直到他第14次去赌博才发现，而此前的13次竟没有发现？怎么一直到他输掉3300万港币才发现，而输掉1000万、2000万时还发现不了？

　　诚然，李培英这样的腐败分子，是会千方百计隐瞒和掩盖自己的病况的，所谓讳疾忌医莫他们为甚。这确实会造成发现的难度。但是，他的赌病从他一当官就有，而且严重已有三年；病到了14次去澳门赌博；病到了输掉3300万港币：可以说病到了病入膏肓，病到了连命都丢掉的程度，却才被发现，这也深刻说明了我们发现官员疾病的机制本身有着多么严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