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关于《宣言》广泛传播的原因

李军林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解读，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某些契合点。如传统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敢于斗争的传统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聂锦芳从《宣言》创作史的角度论述了其广泛传播的原因：尽管《宣言》是一部“委托”之作，且成文时间非常仓促，所以从定稿的结构来看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宣言》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序列中篇幅短小，语言通俗，又是具体的政治组织纲领，故更容易被普通民众特别是劳动者所接受；同时，当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中政治家成为主角的时候，他们的评价更形成了单纯的学者和理论家难以起到的影响力；最后，当大规模的出版、宣传成为一种“国家行为”的时候，在普通民众的印象和理解中，《宣言》的思想就同马克思主义划上等号了。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聂文的观点，认为判断一部马克思主义文献是否是“经典”，不能单纯从“文本学”角度着眼，而是要结合它的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看它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就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层面阐释了《宣言》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

5.关于《宣言》关键词Aufhebung的译文选择

李桐对《宣言》中“Aufhebung”一词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宣言》中有一句集中概括其理论原理的话语，那就是“消灭私有制”，这话的原文是“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ngs”，在汉译本《宣言》中，将Aufhebung翻译成“消灭”是一种误译，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是相违背的。文章指出，在语义上，Aufhebung根本不含“消灭”的意义，而只有“废除”及有关含义；在逻辑上，“扬弃”和“消灭”是不同层次、不同思维方式的范畴。因此，作者建议恢复Aufhebung的原意，据不同上下文，改译为“扬弃”或“废除”。高放支持李桐的观点，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消灭私有制”应当改为“扬弃私有制”。当然，并非《宣言》中凡是用“消灭”的都要改用“扬弃”，还要根据德文原文和中文的协调搭配采用不同的词。王振中不同意上述看法，他在《经济学动态》等杂志上撰文指出，Aufhebung一词翻译是否准确，应联系《宣言》的上下文（无论是用德文还是用英文，这里只能是“废除”或“取消”的意思），还要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中的提法来考察。即使从哲学的角度讲，德文“扬弃”一词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含义，并且，“消灭私有制”和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没有矛盾。因此，“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