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本书作者在记录和研究“文革”历史时，能够跳出个人的视域，以更广阔的人类文明视野去认识这段历史，具有难能可贵的客观和冷静的立场。作者著史的立场是否客观，决定了其落墨的分寸和把握史实的能力。这对于当代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当代人研究当代史，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人生境遇而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难以超然于物外。在回忆录写作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时下坊间的许多回忆录，当事人还是陷入过去历史思维之中，仍在计较个人恩怨是非的纠缠中。这样所记述的历史也就不能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免不了文过饰非的遮遮掩掩，其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文革”回忆录的情况更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亿万人民卷入其中的内乱，人们在阶级斗争的棍棒驱赶下相互撕咬，很难有全身而退者。但是，时下一些“文革”回忆录的作者，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落难英雄”，有意无意地回避自己在运动中的糗事、错事，通常是诿过于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有些甚至还移植到他人身上。可见，如果作者没有深刻的自我反省，无法超脱过去，是不能做到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的。能够直面自己，才能够直面历史。

本书作者是对自己有深刻反省的。如阎长贵在书中所说：他是抱着“夺取政权没赶上，保卫政权不能够落后”的思想动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也代表了当时多数运动积极分子相当普遍的心理。这种心理无疑是纯真的，但在这份纯真背后赫然显现的是时代打在他们身上的政治烙印。以当时的政治标准看，他当年信奉“文化大革命”是真诚的，把江青看作“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和代表者”是真诚的，为能成为“大批判”的枪手而自鸣得意，为能直接服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诚惶诚恐。事后，他反思自己也是真诚的，检讨当年的思想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把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公诸于众。正是由于本书作者具有的反思精神，能够坦然地面对过去，这就给他们带来了研究历史的严肃性和客观性，使他们所做的历史记录比其他人更为真实。

在“文革”史的研究中，仅仅有自我反省精神是不够的，要做到客观、公正，还必须跳出传统的政治化的历史研究思维。在中共党史学界，有一种僵化的写作范式，对历史人物或是神圣化，或是妖魔化，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地图解为一部好人与坏人斗争的漫画。这种历史著作是不会给人们任何教益的。本书的写作，则是完全跳出了模式化的窠臼。作者抱着还原历史的客观态度，努力做到“不溢美、不隐恶”，即使对林彪、江青、陈伯达这些负面人物，也俱是如实地记载，并不因他们是坏人而任意泼脏水。只有对历史的负面人物也实事求是，才能深化历史研究。如在《“旗手”风波》一文中，作者对“文革”运动中如何给江青冠以“无产阶级文艺旗手”名号的来由进行了考辨，披露了一段江青不赞成“旗手”提法的独家史料。